清末民初，叙府风生水起的跨省贸易

<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清末民初，叙府风生水起的跨省贸易</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宜宾日报&nbsp&nbsp2024-09-07</div><div><img id='paperImg' style='max-width: 100%;height: auto' src='https://img.founderfx.cn/epaper/202409/06/0e1f461322c245f4bb2337d8a59ba5e5/3.jpg' alt='' class='page-img'/></div><p> □刘火</p><p> 自清乾嘉以降，即18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因“界连滇省，掎角之形，宜独当扼要处”的地理优势，加之岷江从成都而来，金沙江自云南而至的交通便利，宜宾（当时称叙州府）迅速崛起成为川南贸易重镇。</p><p> 凡贸易繁荣，大都建立在城市规模与交通便利基础之上的。宜宾在清中后期，经元、明两季，尤其是明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的大规模筑城，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再次大规模重修，宜宾已成为川南最大城市，而贸易所必需的交通，宜宾在具有悠久的“五尺道”等历史的积淀上，突飞猛进。</p><p> 让我们先看陆路。民国勃兴的两条陆路，一条叫“叙昆大道”，经南广、月江、高县、筠连、昭通、曲靖、昆明到大理。一条路是“叙黔大道”，从宜宾出发，经南广、月江、龙头、红桥、古宋、叙永（清时称永宁）、毕节到贵州。在此之前的“川滇古道”本已很是兴旺。远的不说，作为川滇门户的筠连，在清同治（1862年—1875年）年间便在巡司专设驿道，并在塘坝设有专门的驿站；作为川滇另一门户的珙县，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洛表已是川南重镇，其川滇商号已有数家；而在与滇的另一个交界的蒿坝（当时属高县），也成为川滇叙昭重要集镇。清后期和民国初年，在陆路方面，宜宾与云南的重要通道是筠连、珙县和高县。在这三个县的省际边界上，处处都留有马帮的铃响，而就在悠扬的铃响中，我们看见了川滇贸易的一派繁荣景象。在筠连，由于该县本身丰饶的物产以及与滇交界的地理优势，清末民初，外地商贾云集筠连，使得筠连一时风起云涌，时有“小叙府”之称了。当时在筠连县城，集有50余家客栈，数十家马店，且经年累月客满，客流量高达200人，马数百匹之众。到了民国，交易更盛。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筠连县输出丝400吨、桐油170吨、茶叶130吨，输入棉纱500吨、盐1250吨、糖400吨，而在珙县的洛表，民国十年（1921年），珙县王场的机制白纸声誉鹊起，远销贵州的毕节和云南的昭通等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云南的著名商号胜利商号在洛表开设分号，专司经营云南的山货、药材、锡、铅、铜和四川的布匹、食油、盐以及百货。洛表距南广河罗渡也仅一步之遥。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珙县已有包括药、盐、棉面、山货、纸、矿业、食油、煤、牙行等26个行业公会。筠连和洛表成为滇东北与四川的重要孔道和贸易重镇，而在叙州府治所的宜宾，早在嘉庆年间（1796年—1821年），已是“水陆交汇、贸易四达”了。</p><p> 再看水路。虽说宜宾与外界的交通是以陆路开辟的，也就是从秦汉就开始了的“五尺道”和“唐蒙道”，不过，金岷两江于宜宾汇合，因此宜宾的水运历史也非常悠长。虽然现已无法考证宜宾水运从何而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最迟在唐中晚期，宜宾水运已有相当的规模。唐西川节度使韦皋既有对宜宾“舟浮十里”的赞美，更有对宜宾“当舟车之冲，冠盖往来相望”的评价。到了清末民初，宜宾的水运更加发达。南广河，是宜宾境内长江的第一大支流（当然也是宜宾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的如明万历元年（1573年）官军征“都掌蛮”所需辎重兵源（十万余兵之众），大部分由南广河水运至罗渡、曹营平蛮后，明万历于此设建武营，为南广河上游与中游重要水码头。至清乾隆七年（1742年），清以南广河转运滇铜。云南镇雄知府徐丙又专程赴南广河督办凿滩，并在罗渡等地设置新码头。乾隆后期，罗渡设汛地衙门，负责川滇漕运。此后，清屡修南广河。同治十二年（1873年）再次大规模修葺南广河及沿河重要码头。众所周知，南广河源于云南大山，南北走向纵穿筠连、珙县、高县、庆符后，在南广镇汇入长江的河流。也就是说，这是一条深入云南或连通云南昭通与四川宜宾的重要水道。事实也是如此。至民国后期（1949年）仅高县一地，就有船68只，总吨位近800吨，从业人员近400人。在南广（当时属庆符县），因水运的发达，已形成了包括食盐帮、煤炭帮、林板帮、猪轮帮等十余个行业帮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至三十八年（1949年）在南广还设有“总帮会”。总帮会提取管理费、分解任务，协调各帮会在南广河的水运事务。</p><p> 另一重要水路是横江。横江是宜宾县与昭通交往的重要孔道。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在此就设有横江巡检司。对于这一点，清统一中国即平三藩后，更着手河道及水运的建设，以加强内地与边地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乾隆四年（1739年）开凿横江河上最险地段伏龙口险滩，实现了安边至横江的船运。稍后，清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整治金沙江下游河道，而整治是由云南布政司来主持的，且整治时间共花去六年光阴。这表明了川滇两省的交往从民间过渡到政府序列——因为，金沙江下游五六百公里的河道整治，显然已经不是民间帮会就可以胜任的事了——这便需要政府机构（具体即布政司）的介入和实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民生公司的机动船“民法”号试航叙府至横江成功。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民生公司另一艘机动船“民教”号试航屏山至新市镇成功。横江水运的兴起，以及金沙江下游水运开辟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叙府与昭通的联系。因此，我们看到横江在清末民初的高速发展。至民国初，横江已是商店近千家、常住人口过8000人的商贸大镇了，而在叙州府府治所在地宜宾，那更是川滇商贸的风云际会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横江更是交通命脉。由横江镇至云南会泽，每日骡马、驮牛多达3000余匹，专职背夫800余名；叙府至横江往来船只200余只，船工1200余人。横江此时，行栈极为发达，主要有永昌祥、茂恒、天德昌、协心美、锦春、南通、大亨玉、鸿盛祥、湖昌祥、捷安等。这些商家行栈遗留下来的建筑，虽经风雨，大都保存较好。由此，横江成为宜宾市第三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另两个是李庄和龙华）。在宜宾城，民国十九年（1930年），宜宾城区有各类商会31个，各种行帮22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宜宾船只近千艘，船工达2万人之巨。抗日战争期间，宜宾的船总载重达5403吨。40年代后期，宜宾城区的主要报纸《戎州日报》和《商报》上的商品广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商品广告的繁荣足见商贸的繁荣。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宜宾城区仅粮食交易一项便成交7844吨。宜宾作为川滇粮油的重要集散地，绽放出它绚丽的色彩。绥江、盐津及沐川、犍为等地的粮食集散和交易大都在宜宾进行。以至宜宾城区的粮商风生水起，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达到创纪录的332家。</p><p> 宜宾得益于古之驿道（当然也是历朝历代的不断修葺和扩大）的便利，同时更得益于水道的绵长。不仅加快了宜宾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清末民国年间的“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成为脍炙人口的民谚，以叙府城（主要集中在今商业街、上下走马街、栈房街）为中心为节点的跨省贸易风生水起。仅宜宾城大南门街“翠羽茶社”一家商社，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年，输入大米56.89万市石（1市石75千克）、小麦5.22万市石、玉米3.67万市石、高粱1.2万市石；输出大米39.82万市石、小麦1.04万市石、玉米1.88万市石、高粱0.18万市石。栈房街行栈盛时，年转运山货药材1500万—2250万公斤，这些山货药材大都转运到宜昌、汉口、上海等地。</p>

<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清末民初，叙府风生水起的跨省贸易</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宜宾日报&nbsp&nbsp2024-09-07</div><p> □刘火</p><p> 自清乾嘉以降，即18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因“界连滇省，掎角之形，宜独当扼要处”的地理优势，加之岷江从成都而来，金沙江自云南而至的交通便利，宜宾（当时称叙州府）迅速崛起成为川南贸易重镇。</p><p> 凡贸易繁荣，大都建立在城市规模与交通便利基础之上的。宜宾在清中后期，经元、明两季，尤其是明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的大规模筑城，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再次大规模重修，宜宾已成为川南最大城市，而贸易所必需的交通，宜宾在具有悠久的“五尺道”等历史的积淀上，突飞猛进。</p><p> 让我们先看陆路。民国勃兴的两条陆路，一条叫“叙昆大道”，经南广、月江、高县、筠连、昭通、曲靖、昆明到大理。一条路是“叙黔大道”，从宜宾出发，经南广、月江、龙头、红桥、古宋、叙永（清时称永宁）、毕节到贵州。在此之前的“川滇古道”本已很是兴旺。远的不说，作为川滇门户的筠连，在清同治（1862年—1875年）年间便在巡司专设驿道，并在塘坝设有专门的驿站；作为川滇另一门户的珙县，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洛表已是川南重镇，其川滇商号已有数家；而在与滇的另一个交界的蒿坝（当时属高县），也成为川滇叙昭重要集镇。清后期和民国初年，在陆路方面，宜宾与云南的重要通道是筠连、珙县和高县。在这三个县的省际边界上，处处都留有马帮的铃响，而就在悠扬的铃响中，我们看见了川滇贸易的一派繁荣景象。在筠连，由于该县本身丰饶的物产以及与滇交界的地理优势，清末民初，外地商贾云集筠连，使得筠连一时风起云涌，时有“小叙府”之称了。当时在筠连县城，集有50余家客栈，数十家马店，且经年累月客满，客流量高达200人，马数百匹之众。到了民国，交易更盛。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筠连县输出丝400吨、桐油170吨、茶叶130吨，输入棉纱500吨、盐1250吨、糖400吨，而在珙县的洛表，民国十年（1921年），珙县王场的机制白纸声誉鹊起，远销贵州的毕节和云南的昭通等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云南的著名商号胜利商号在洛表开设分号，专司经营云南的山货、药材、锡、铅、铜和四川的布匹、食油、盐以及百货。洛表距南广河罗渡也仅一步之遥。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珙县已有包括药、盐、棉面、山货、纸、矿业、食油、煤、牙行等26个行业公会。筠连和洛表成为滇东北与四川的重要孔道和贸易重镇，而在叙州府治所的宜宾，早在嘉庆年间（1796年—1821年），已是“水陆交汇、贸易四达”了。</p><p> 再看水路。虽说宜宾与外界的交通是以陆路开辟的，也就是从秦汉就开始了的“五尺道”和“唐蒙道”，不过，金岷两江于宜宾汇合，因此宜宾的水运历史也非常悠长。虽然现已无法考证宜宾水运从何而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最迟在唐中晚期，宜宾水运已有相当的规模。唐西川节度使韦皋既有对宜宾“舟浮十里”的赞美，更有对宜宾“当舟车之冲，冠盖往来相望”的评价。到了清末民初，宜宾的水运更加发达。南广河，是宜宾境内长江的第一大支流（当然也是宜宾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的如明万历元年（1573年）官军征“都掌蛮”所需辎重兵源（十万余兵之众），大部分由南广河水运至罗渡、曹营平蛮后，明万历于此设建武营，为南广河上游与中游重要水码头。至清乾隆七年（1742年），清以南广河转运滇铜。云南镇雄知府徐丙又专程赴南广河督办凿滩，并在罗渡等地设置新码头。乾隆后期，罗渡设汛地衙门，负责川滇漕运。此后，清屡修南广河。同治十二年（1873年）再次大规模修葺南广河及沿河重要码头。众所周知，南广河源于云南大山，南北走向纵穿筠连、珙县、高县、庆符后，在南广镇汇入长江的河流。也就是说，这是一条深入云南或连通云南昭通与四川宜宾的重要水道。事实也是如此。至民国后期（1949年）仅高县一地，就有船68只，总吨位近800吨，从业人员近400人。在南广（当时属庆符县），因水运的发达，已形成了包括食盐帮、煤炭帮、林板帮、猪轮帮等十余个行业帮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至三十八年（1949年）在南广还设有“总帮会”。总帮会提取管理费、分解任务，协调各帮会在南广河的水运事务。</p><p> 另一重要水路是横江。横江是宜宾县与昭通交往的重要孔道。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在此就设有横江巡检司。对于这一点，清统一中国即平三藩后，更着手河道及水运的建设，以加强内地与边地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乾隆四年（1739年）开凿横江河上最险地段伏龙口险滩，实现了安边至横江的船运。稍后，清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整治金沙江下游河道，而整治是由云南布政司来主持的，且整治时间共花去六年光阴。这表明了川滇两省的交往从民间过渡到政府序列——因为，金沙江下游五六百公里的河道整治，显然已经不是民间帮会就可以胜任的事了——这便需要政府机构（具体即布政司）的介入和实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民生公司的机动船“民法”号试航叙府至横江成功。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民生公司另一艘机动船“民教”号试航屏山至新市镇成功。横江水运的兴起，以及金沙江下游水运开辟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叙府与昭通的联系。因此，我们看到横江在清末民初的高速发展。至民国初，横江已是商店近千家、常住人口过8000人的商贸大镇了，而在叙州府府治所在地宜宾，那更是川滇商贸的风云际会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横江更是交通命脉。由横江镇至云南会泽，每日骡马、驮牛多达3000余匹，专职背夫800余名；叙府至横江往来船只200余只，船工1200余人。横江此时，行栈极为发达，主要有永昌祥、茂恒、天德昌、协心美、锦春、南通、大亨玉、鸿盛祥、湖昌祥、捷安等。这些商家行栈遗留下来的建筑，虽经风雨，大都保存较好。由此，横江成为宜宾市第三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另两个是李庄和龙华）。在宜宾城，民国十九年（1930年），宜宾城区有各类商会31个，各种行帮22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宜宾船只近千艘，船工达2万人之巨。抗日战争期间，宜宾的船总载重达5403吨。40年代后期，宜宾城区的主要报纸《戎州日报》和《商报》上的商品广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商品广告的繁荣足见商贸的繁荣。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宜宾城区仅粮食交易一项便成交7844吨。宜宾作为川滇粮油的重要集散地，绽放出它绚丽的色彩。绥江、盐津及沐川、犍为等地的粮食集散和交易大都在宜宾进行。以至宜宾城区的粮商风生水起，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达到创纪录的332家。</p><p> 宜宾得益于古之驿道（当然也是历朝历代的不断修葺和扩大）的便利，同时更得益于水道的绵长。不仅加快了宜宾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清末民国年间的“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成为脍炙人口的民谚，以叙府城（主要集中在今商业街、上下走马街、栈房街）为中心为节点的跨省贸易风生水起。仅宜宾城大南门街“翠羽茶社”一家商社，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年，输入大米56.89万市石（1市石75千克）、小麦5.22万市石、玉米3.67万市石、高粱1.2万市石；输出大米39.82万市石、小麦1.04万市石、玉米1.88万市石、高粱0.18万市石。栈房街行栈盛时，年转运山货药材1500万—2250万公斤，这些山货药材大都转运到宜昌、汉口、上海等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