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亳:掩埋在睢阳地下的商之初都</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商丘日报云阅读  本报全媒体记者 谢国庆  2026-11-20</div><div><img id='paperImg' style='max-width: 100%;height: auto' src='https://img.founderfx.cn/epaper/202611/20/4106ec1b8e6340e6955082f7194c308e/5.jpg' alt='' class='page-img'/></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center!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img src='//img.founderfx.cn/epaper/202611/20/4106ec1b8e6340e6955082f7194c308e/05/1120_4a_s.jpg'style='display: block!important;margin: auto!important;max-width: 100%!important;'/> 位于睢阳区坞墙镇的汤王祠。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邢栋 摄</div><p> 在商丘博物馆“城摞城”专题展厅的垂直切面上,黄土以一种近乎固执的秩序排列着。周代宋国故城的夯土、唐代睢阳城的墙基、宋代南京城的残垣,一层压着一层,像一部被黄河泥沙反复封存的编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岳洪彬,指着那道清晰的叠压关系说过一句话:“越靠下的地层时代越早,越靠上的地层时代越晚,发掘出地层后,根据出土的包含物判定其年代,再由包含物年代确认城墙的年代,由此来还原几千年的历史。”这是地层学最朴素的常识,但在商丘,这句话的分量不同寻常。因为当你沿着那些剖面一直往下追问,追到商代之前、追到先商部族还在豫东平原上迁徙游走的年代,追到那个名叫“亳”的地方,追问就会撞上一个比“城摞城”更深的问题:商丘地下最底层那座城,究竟是谁的城?</p><p> 一个地名的重量:从“城摞城”向下追问</p><p> 岳洪彬在评价宋国故城考古时还有一个判断:“由于黄河泛滥、泥沙淤积,商丘各年代的城市地层被黄沙封盖,‘城摞城’现象更加立体、直观。”开封的“城摞城”以州桥遗址的层理清晰著称,但商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叠压序列往上可以追溯到两周的宋国故城,往下却始终没有触到底。2021年重启的宋国故城考古发掘,主要目的被明确表述为“寻找殷商文化之源”,却在无意中揭开了“多城相叠”的特殊历史现象。这意味着,商丘的“城摞城”不仅是一个城市史奇观,更是一条通往先商时代的地层通道。而通道尽头那个被反复追问却始终若隐若现的名字,就是“亳”。</p><p> “亳”在殷商研究里是一个绕不开的结。商汤灭夏之前居何处,灭夏之后都何处,自汉代起就聚讼不已。西亳说、北亳说、南亳说、郑亳说各有所本,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发现也曾让讨论的天平来回摆动。然而,恰恰是在这种争议中,商丘南亳的学术分量才更需要被精确地辨析。它争的不是“商汤是否曾在此驻留”这样一个孤立的事实,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商族在成为“商王朝”之前,其政治与祭祀的中心究竟在何处扎根?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同时走进两个证据系统——一个在纸上,一个在土里。</p><p> 纸上的链条:皇甫谧的推定与经典的咬合</p><p> 文献指认南亳,并非某一位学者仅凭一己之先见,独立地率先提出的孤立论断,而是一条咬合紧密的链条。《孟子·滕文公下》第五章留下了最古老也最朴素的地理约束:“汤居亳,与葛为邻。”葛在何处?汉代经师的共识是梁国宁陵。这条看似简单的邻接关系,到了西晋史学家皇甫谧手中,变成了一把锐利的逻辑工具。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据《孟子》反推:若汤都远在偃师,距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他的结论干脆利落——“谷熟为南亳,汤所都也”。谷熟,就在今商丘市睢阳区东南、虞城县谷熟镇一带。</p><p> 此后,这条判断被一系列地理总志和经典注疏反复承接。唐初李泰《括地志》给出了更精确的坐标:“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汳水》同样明确:“今梁国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北亳在蒙,非偃师也。”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沿承此说,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亦记“宋州谷熟县,殷之所都,谓之南亳”。从《孟子》到皇甫谧,从《括地志》《水经注》到《元和郡县图志》《史记正义》,一条以“谷熟—南亳”为轴心的文献链,穿越一千余年而未曾中断。</p><p> 当然,学术的诚实要求承认这条链条并非没有裂痕。清代王鸣盛在《蛾术编》中就曾指出,皇甫谧“因经云三亳,遂造北亳、南亳”以配偃师,其说“非无稽”但未必尽合班固、郑玄之旧义。但恰恰是这种被后世学者反复检视却始终没有被推翻的张力,说明南亳说所依托的不是孤证,而是一组彼此支撑的经典约束:《孟子》给出了邻接关系,皇甫谧给出了逻辑推演,唐宋地理书给出了坐标定位。纸上的链条可以争论,但不能被轻易绕过。</p><p> 土里的坐标:王油坊与先商人群的时空锚点</p><p> 文献之间的互证,终究只是纸面上的默契。真正让南亳从一个注释里的地名变成可讨论的历史实在的,是豫东地下的陶片、房基和碳十四数据。</p><p>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在永城王油坊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清理出龙山时期房基11座、灰坑25个、墓葬14座、石灰窑3座,以及大量陶器、石器与骨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碳十四测定,王油坊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580年至公元前2140年之间,是目前豫东及其周边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化遗存之一,考古学界将其命名为“王油坊类型”。这个年代区间覆盖了夏初与商先公初期的活动时间,而其分布的核心区域——豫东鲁西南一带,正是文献所载商族起源与先公迁徙的主要地带。</p><p> 考古学不会直接告诉你“汤都于此”。但它能告诉你的是:在商朝建立之前的那几百年里,有一群使用特定陶器组合、修筑土坯错缝砌筑连间排房、烧制石灰并从事农耕与祭祀的人,稳定地生活在这片后来被称为“商”的土地上。永城王油坊遗址所揭示的距今约4600年的龙山文化遗存,正在为“寻找商族先民西迁”提供越来越清晰的线索。这些人的时空坐标,与文献中“自契至汤八迁”的轨迹,在同一片冲积平原上重叠了。地层不会开口说话,但它用最诚实的方式,把一个曾经只存在于注疏中的先商人群,安放在睢阳以东、谷熟附近的黄土之中。</p><p> 八迁的收束:南亳作为“起跑线”的意义</p><p> “八迁”是理解南亳意义的关键背景。《尚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但八次迁徙的具体地望,历代注疏聚讼不已。然而在商丘相关的讨论中,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判断是:八迁之中,有四迁与商丘相关。契封于商,相土居商丘,昭明居“砥石”(今商丘东部永城—夏邑一带),汤居南亳——先商部族的精神故土与政治根基,始终没有离开豫东这片堌堆密布的土地。</p><p> 这意味着,“汤始居亳”不是一个孤立的建都事件,而是一个漫长迁徙周期在商丘的收束。八迁的终点落在南亳,商族从这里出发,最终完成了从部族到王朝的跨越。如果安阳殷墟是商文明的“鼎盛现场”,那么商丘睢阳的南亳,就是那个鼎盛之前最关键的起跑线。起源不需要每一寸土地都出土带铭文的青铜重器,它需要的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文献指认了方向,考古确认了人群与年代,而“亳”这个字,把两者扣在了一起。</p><p> 2026年10月31日,“商汤都亳·殷商之源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睢阳区坞墙镇汤王祠召开。研讨会由商丘市殷商之源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商丘师范学院殷商之源文化研究院院长高建立教授主持,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汤都亳地考证、殷商之源文化与中华文明关联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河南省社科联副主席苗树群在致辞中的表述,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学术方向的外部确认:“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殷商文化是中华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希望专家学者“生动阐释商丘厚重历史文化,推动学术研究成果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在此引领下,南亳研究正加速实现转型——从书斋中偏重名实考辨的传统范式,迈向有组织、成体系、可积累、可持续的现代化学术议程。</p><p> 起源的底气:在“看得见”与“说得出”之间</p><p> 站在坞墙镇汤王台向南望去,豫东平原一马平川,麦田与村庄之间偶尔隆起几座堌堆,那是数千年前人们堆筑的居址在高出地面的沉默标记。这些堌堆不高,不雄伟,没有任何“都城”的视觉压迫感。但正是这种朴素,反而更接近“起源”的本来面目。商汤从这里出发的时候,商还不是一个王朝,亳也还不是一座繁华都会。它只是一个部族在漫长迁徙之后落脚的地方,有夯土的围墙,有烧陶的窑,有祭祀的灰坑,有通往葛国的田间小路。后来的一切——青铜重器、甲骨卜辞、王畿千里,都要从这片不起眼的黄土开始。</p><p> 南亳的意义最终或许不在于它能否在“都城排名”中占据一个无可争议的位置,而在于它为商丘提供了一种起源的底气。殷墟证明了商文明能够达到的高度,南亳则提醒人们追问:那个高度是从哪里开始积累的?答案不在安阳的宫殿基址里,而在睢阳地下那些被黄河沙封存的先商地层中。高建立等专家学者在汤王祠里讨论的,考古专家岳洪彬们在探方里剖开的,史学家皇甫谧在一千七百年前据《孟子》推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个文明在成为“文明”之前,必须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商丘睢阳的“亳”,就是商族落脚的地方。它沉默得太久了,但沉默本身,就是地层最诚实的语言。</p><p> 专家点评</p><p> 为商文明“起点”立言</p><p> □高建立</p><p> 《亳:掩埋在睢阳地下的商之初都》是一篇有现场感、有学术分量、有文化担当的文章。它以商丘“城摞城”的地层切面为入口,把南亳研究从书斋注疏引向睢阳地下的先商地层,为商丘在殷商之源文化谱系中的位置作了清晰而有力的表达。</p><p> 文章最见功力之处,是自觉构建“纸上链条”与“土里坐标”两个证据系统的对话。从《孟子》“汤居亳,与葛为邻”出发,经皇甫谧《帝王世纪》推演,到《括地志》《水经注》《史记正义》的坐标承接,一条以“谷熟—南亳”为轴心的文献链脉络分明;又以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存为考古锚点,把先商人群的时空坐标安放在豫东平原的黄土之中。文献指认方向,考古确认人群与年代,“亳”字把两者扣在一起。这一框架既有学术自觉,又便于读者理解。</p><p> 文章对“八迁”收束意义的阐发尤为精彩。“汤始居亳”不是孤立的建都事件,而是漫长迁徙周期在商丘的收束;安阳殷墟是商文明的“鼎盛现场”,商丘睢阳的南亳则是鼎盛之前最关键的“起跑线”。这一“起点”定位,既避免了与殷墟争夺“都城排名”的无效争论,又为商丘找到了不可替代的文明起源叙事位置,体现了成熟的学术判断与文化自觉。</p><p> 尤为可贵的是,文章没有把南亳研究简单化为“证明汤都在此”,而是提升为对文明起源机制的追问:一个文明在成为“文明”之前,必须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商丘睢阳的“亳”,就是商族落脚的核心所在。这种从“地名考辨”到“起源叙事”的升华,正是殷商之源文化研究应有的格局。</p><p> 在我看来,南亳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定论之争,而在于它为商丘打开了一条通往先商时代的学术通道。下一步应沿着文章所示路径,把文献链做细、把考古坐标做实、把争议说清、把成果转化为可积累的学术议程,让“亳”从注疏中的地名真正成为可讨论、可检验、可传播的历史文化标识。</p><p> (作者系商丘市殷商之源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商丘师范学院殷商之源文化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