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儿

<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逝儿</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宜宾日报&nbsp&nbsp2026-11-14</div><div><img id='paperImg' style='max-width: 100%;height: auto' src='https://img.founderfx.cn/epaper/202611/13/7b2caead8a6e498a86f58513759428f5/3.jpg' alt='' class='page-img'/></div> □王大桥 一个秋雨霏霏的下午，我那残疾的儿子，走了，去了一个遥远的且永远没有回程的地方。 噩耗传来，我的心空蒙一片。天堂无病痛，他终于远离了几十年残疾生活的无情折磨，远离了残酷命运的纠缠，静悄悄地去陪伴逝去的亲人们。 儿子名叫王强，是我第二个孩子。六岁那年，他因为与小伙伴们玩耍摔伤，导致后脑部“双颞叶损害性共济失调”。 我们夫妇俩背着儿子四处求医问药，跑遍了成都、宜宾和各乡村场镇医院，家中所有的钱都医完了，又借钱继续医，最终无济于事。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儿子开始出现走路如同吃醉了酒一样，歪歪斜斜向前蹿。因为大脑没有受伤，儿子学习成绩很好，但终因运动神经受伤而导致了后遗症，被迫辍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开始为各级报纸刊物和电台、电视台写稿子，残疾儿子见我抄写文稿忙不过来，便提出帮我抄誊稿件。我在县级机关工作的多年里，他为我抄写的稿件，清丽的字体，常常得到编辑老师的称赞。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叶，我从县委机关调回基层企业，长期的低工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催生了我靠写春联卖钱补贴生活的想法。我们用一床竹子编成的床巴折，当作卖春联的摊子板，摆在我破屋外的屋檐底下。 儿子抬一把破藤椅，坐在我的摊子旁，帮我与顾客讨价还价，协助我收费。我上厕所或者进屋做饭时，他就挣扎着起身帮我卖春联。 二十一世纪初，我下岗失业了。为了养活一家人，我开了一家艺术照相馆，兼法律服务工作室，既照相又帮人打官司、写法律文书，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儿子的四肢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不灵活，胳膊和腿也扭曲变形，但他仍然坚强地帮我打理生意。帮我照看门市，负责收费补差、领取照片、排队拍照等事宜。 随着时间流逝，儿子行动更加吃力，踉踉跄跄走几步，就要停下歇一会儿，吃饭、喝水、大小便，都需要人照料。 好在我恢复了行政工作，能多一些时间照顾儿子，烦琐杂事，个中苦楚，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再也无力气背儿子上楼下楼，外出晒太阳，也再无精力照料他的吃喝拉撒。正当我和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是党和政府帮了我们。 儿子成年之后，便受到相关部门的关心，被评为一级肢体残疾，颁发了《残疾证》；20余年前，给予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成了低保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2022年3月9日，儿子被镇敬老院扶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每次我去镇上敬老院探望儿子时，他总是喜笑颜开。他单独住一个房间，宽敞明亮的卧室里，大衣柜、新空调、大彩电、洁净的卫生间一应俱全；敬老院还专门安排一位细心周到的护理人员，负责护理他和另外两个病人。 儿子说，院里一日三餐品种多样，营养搭配，每月还发零用钱；换季的时候，还要发新衣服。 我百感交集，对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关爱弱势群体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泪水夺眶而出。 那个秋日灰暗的下午，镇敬老院打来电话，告诉我儿子走了，时间定格在2026年9月21日下午4时；他的心脏跳动，停止在第53个年轮上。他走的时候，神情安详满足。

<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逝儿</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宜宾日报&nbsp&nbsp2026-11-14</div> □王大桥 一个秋雨霏霏的下午，我那残疾的儿子，走了，去了一个遥远的且永远没有回程的地方。 噩耗传来，我的心空蒙一片。天堂无病痛，他终于远离了几十年残疾生活的无情折磨，远离了残酷命运的纠缠，静悄悄地去陪伴逝去的亲人们。 儿子名叫王强，是我第二个孩子。六岁那年，他因为与小伙伴们玩耍摔伤，导致后脑部“双颞叶损害性共济失调”。 我们夫妇俩背着儿子四处求医问药，跑遍了成都、宜宾和各乡村场镇医院，家中所有的钱都医完了，又借钱继续医，最终无济于事。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儿子开始出现走路如同吃醉了酒一样，歪歪斜斜向前蹿。因为大脑没有受伤，儿子学习成绩很好，但终因运动神经受伤而导致了后遗症，被迫辍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开始为各级报纸刊物和电台、电视台写稿子，残疾儿子见我抄写文稿忙不过来，便提出帮我抄誊稿件。我在县级机关工作的多年里，他为我抄写的稿件，清丽的字体，常常得到编辑老师的称赞。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叶，我从县委机关调回基层企业，长期的低工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催生了我靠写春联卖钱补贴生活的想法。我们用一床竹子编成的床巴折，当作卖春联的摊子板，摆在我破屋外的屋檐底下。 儿子抬一把破藤椅，坐在我的摊子旁，帮我与顾客讨价还价，协助我收费。我上厕所或者进屋做饭时，他就挣扎着起身帮我卖春联。 二十一世纪初，我下岗失业了。为了养活一家人，我开了一家艺术照相馆，兼法律服务工作室，既照相又帮人打官司、写法律文书，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儿子的四肢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不灵活，胳膊和腿也扭曲变形，但他仍然坚强地帮我打理生意。帮我照看门市，负责收费补差、领取照片、排队拍照等事宜。 随着时间流逝，儿子行动更加吃力，踉踉跄跄走几步，就要停下歇一会儿，吃饭、喝水、大小便，都需要人照料。 好在我恢复了行政工作，能多一些时间照顾儿子，烦琐杂事，个中苦楚，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再也无力气背儿子上楼下楼，外出晒太阳，也再无精力照料他的吃喝拉撒。正当我和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是党和政府帮了我们。 儿子成年之后，便受到相关部门的关心，被评为一级肢体残疾，颁发了《残疾证》；20余年前，给予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成了低保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2022年3月9日，儿子被镇敬老院扶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每次我去镇上敬老院探望儿子时，他总是喜笑颜开。他单独住一个房间，宽敞明亮的卧室里，大衣柜、新空调、大彩电、洁净的卫生间一应俱全；敬老院还专门安排一位细心周到的护理人员，负责护理他和另外两个病人。 儿子说，院里一日三餐品种多样，营养搭配，每月还发零用钱；换季的时候，还要发新衣服。 我百感交集，对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关爱弱势群体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泪水夺眶而出。 那个秋日灰暗的下午，镇敬老院打来电话，告诉我儿子走了，时间定格在2026年9月21日下午4时；他的心脏跳动，停止在第53个年轮上。他走的时候，神情安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