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的心

<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陶先生的心</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宜宾日报&nbsp&nbsp2026-09-12</div><div><img id='paperImg' style='max-width: 100%;height: auto' src='https://img.founderfx.cn/epaper/202609/11/6884ec60fcaf47c6aa77c5fb565b081e/3.jpg' alt='' class='page-img'/></div> □蒋倩文 岁月已将阳台上的藤椅磨得发亮，坐下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我习惯在午后坐在家面对校园的阳台上，看对面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笑声薄薄的、轻轻的，被风一吹就散，却又绵绵不绝地飘过来，像远山的钟声。教室里的读书声是另外一种感觉，沉沉的，糯糯的，从那些半开的窗子里流出来，淌满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看到这一切，我的眼眶便会情不自禁地热起来。九十年的光阴在眼前一晃而过，恍惚间我又站在了那个三尺讲台上，手里捏着半截粉笔，台下是一张张仰起的稚气的脸蛋儿…… 今夕何夕，教师节又到了。可不知怎的，这些日子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工作过的育才学校，想起那位创办育才学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那些无意间了解到他在四川办学的往事，便也一并涌上心头。事情虽然隔得久远了，远得模模糊糊，久得遥不可及，可伸手去触碰时，却又觉得就在眼前，自然而真切。 那是1939年的事了。五十八岁的陶行知先生，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重庆合川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 古圣寺，在重庆合川的乡下，名字里虽有个“圣”字，可哪里像什么圣地，不过是几间破败的殿宇，漏风的墙壁，泥地的院子。先生就在这样一处地方办起了学校。学生全是难童——那些在战火里失了家园、失了父母的孩子。最多的时候，一百六十多张嘴等着吃饭。钱呢？没有钱。先生便四处去化缘，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凑。 最窘迫的一次，学校彻底断了粮。厨房里空空荡荡，米缸倒得干干净净，连野菜缸也见了底，只剩几片枯黄的叶子贴在缸壁上。一百多张嘴巴啊，有老的，有小的，都饿着、等着、盼着。 情急之下，先生回到住处，打开那只旧木箱，翻出那件藏青色的呢大衣。料子厚实，八九成新，是他冬日里最好、也是唯一体面的一件衣裳。他抚了抚那料子，指尖在呢面上停了一瞬，像在与旧物作别。随即又找出一条裤子，两件叠好，夹在腋下，没有回头，大步往县城赶去。 当铺的伙计接过衣裳，翻来覆去地看，照例挑剔几句，无非是这料子虽好，到底旧了之类的话，顺手把价压了又压。先生只是静静听着，也不解释，接过那几块银元，攥在手心里，转身便往粮店去了。 那天，灶膛里的火终于又燃了起来。炊烟从古寺的屋顶升起，悠悠地飘向无垠的天空。米下了锅，菜也下了锅，素炒的，饭里还掺了些红薯。可那热气腾腾的香味，却比什么山珍海味都教人动容。孩子们端着碗，排在灶台前，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锅里张望。老师们站在队伍后面，把前面的位置让给学生，自己默默地等着，谁也不催，谁也不急，脸上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情。 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办学，光有精神是不够的，得吃饭。育才的经费，全靠先生四处奔走募捐。他写信，求人，一个一个铜板地凑。为了解学校的燃眉之急，先生成了当铺的常客。手表，怀表，钢笔，衣服，甚至有时候是一床毯子。他不断地典当东西，很少有赎回来的时候。最后搬了几次家，据说他家里只剩下了一套换洗的衣裳，早晨穿出去见客，晚上回来洗了晾着，第二天干了再穿。 这学一办就是七年。这七年间，六百多个孩子从古圣寺走出去。有的是悄悄走的，夜里翻过山梁，去参加了游击队；有的是公开走的，背着小小的行囊，去了更需要他们的地方。我读到资料上说，三百多人加入了地下党，四十三人上了华蓥山，二十一个孩子——他们在我眼里永远是孩子——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名字刻在一些地方的纪念碑上，风吹雨淋，字迹有些模糊了。可我知道，那些名字背后，都是曾经在古圣寺的院子里奔跑过的，被先生的手摸过头顶的，吃过那顿红薯拌饭的少年。 育才的先生们也都是了不起的人。音乐组有贺绿汀，戏剧组有章泯，舞蹈组有戴爱莲，绘画组有陈烟桥，文学组有艾青。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来兼过课。周恩来、邓颖超也专程来看望过孩子们。那时候，古圣寺虽然穷得叮当响，可精神上却富足得像一座宝库。 先生对育才的期望，从不在于培养什么专家、学者。他说得明明白白：“我们不是培养人上人。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谋福利。”这话多好啊，朴素得像田里的泥土，却比什么都厚重。 1946年7月25日，先生走了。脑溢血，走得那么突然。他累了一辈子，终于可以歇歇了。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写下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周恩来说，他是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称誉他为万世师表。 先生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对人说：“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话如今刻在很多学校的墙上，孩子们每天走过，未必多看一眼。可我每次看到这十四个字，总要停一停。那颗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大约就是那件呢大衣的样子罢，厚实的，暖和的，在寒冬里可以披在肩上。可他却把它脱下来了，典当了，换成了粮和菜，换成了那些孩子碗里的热气和能量。那样的心，一辈子只此一颗啊！ 如今我们的学校，楼高了，设备新了，教室里装了空调，黑板换成了电子屏，孩子们的书包也越来越沉。可不知怎的，有些东西，却越来越轻了。好在，这些年我也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带着孩子走出教室，走进田野，走进工厂，走进社区，去劳动，去观察，去动手，去体验。这不正是先生当年说的教学做合一吗？先生从不主张让孩子们闷在屋子里死读书，他要的是到生活里去，到泥土里去，到那些最真实的人间烟火里去。现在的学校搞劳动教育、搞社会实践、搞研学旅行，虽然有时候流于形式，走过场，但总归是在朝着先生指的方向挪步了。有人说这是理念，是模式，可先生当年哪想过什么理念模式，他只是心疼那些孩子，想让他们有饭吃，有书读，有骨头，有气节，仅此而已。 我见过这样的校长。寒冬腊月，他站在校门口，一个一个地给孩子整理衣领，叮嘱他们把手套戴上。我见过这样的老师。放学后，她陪着那个父母都在外打工的孩子做作业，做完了一道一道地讲，天黑透了才锁门回家。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刚从师范毕业，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却背着一个旧书包去了山区，一待就是好几年，教孩子们读书，也教他们种菜、养鸡、认星星。他们说不出先生那些响亮的话，可他们做的事，不就是先生当年做的事吗？ 先生若在天有灵，看到这些，一定会感到万分欣慰。他当年当掉的那件呢大衣，换成了一碗碗热饭；而今天这些人捧出的，是他们的一段青春、一腔热忱、一颗干干净净的心。模样不同了，分量是一样的。 钟声响了，是学校放学的钟声，悠悠的、荡荡的，和我当年敲的那口钟是同一个音调。我在老眼昏花中，看见一群群孩子涌出校门，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像一群振翅的雏鸟。 教师节那天，我真想去古圣寺看看。听说那里修缮过了，有了纪念馆，先生的铜像立在院子里。我好想去给他鞠个躬，不为别的，就为那件再也找不回来的呢大衣。然后回到我的阳台上来，继续看着对面操场上的孩子，看着他们的笑声像蒲公英一样飞过围墙，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陶先生的心</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宜宾日报&nbsp&nbsp2026-09-12</div> □蒋倩文 岁月已将阳台上的藤椅磨得发亮，坐下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我习惯在午后坐在家面对校园的阳台上，看对面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笑声薄薄的、轻轻的，被风一吹就散，却又绵绵不绝地飘过来，像远山的钟声。教室里的读书声是另外一种感觉，沉沉的，糯糯的，从那些半开的窗子里流出来，淌满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看到这一切，我的眼眶便会情不自禁地热起来。九十年的光阴在眼前一晃而过，恍惚间我又站在了那个三尺讲台上，手里捏着半截粉笔，台下是一张张仰起的稚气的脸蛋儿…… 今夕何夕，教师节又到了。可不知怎的，这些日子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工作过的育才学校，想起那位创办育才学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那些无意间了解到他在四川办学的往事，便也一并涌上心头。事情虽然隔得久远了，远得模模糊糊，久得遥不可及，可伸手去触碰时，却又觉得就在眼前，自然而真切。 那是1939年的事了。五十八岁的陶行知先生，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重庆合川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 古圣寺，在重庆合川的乡下，名字里虽有个“圣”字，可哪里像什么圣地，不过是几间破败的殿宇，漏风的墙壁，泥地的院子。先生就在这样一处地方办起了学校。学生全是难童——那些在战火里失了家园、失了父母的孩子。最多的时候，一百六十多张嘴等着吃饭。钱呢？没有钱。先生便四处去化缘，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凑。 最窘迫的一次，学校彻底断了粮。厨房里空空荡荡，米缸倒得干干净净，连野菜缸也见了底，只剩几片枯黄的叶子贴在缸壁上。一百多张嘴巴啊，有老的，有小的，都饿着、等着、盼着。 情急之下，先生回到住处，打开那只旧木箱，翻出那件藏青色的呢大衣。料子厚实，八九成新，是他冬日里最好、也是唯一体面的一件衣裳。他抚了抚那料子，指尖在呢面上停了一瞬，像在与旧物作别。随即又找出一条裤子，两件叠好，夹在腋下，没有回头，大步往县城赶去。 当铺的伙计接过衣裳，翻来覆去地看，照例挑剔几句，无非是这料子虽好，到底旧了之类的话，顺手把价压了又压。先生只是静静听着，也不解释，接过那几块银元，攥在手心里，转身便往粮店去了。 那天，灶膛里的火终于又燃了起来。炊烟从古寺的屋顶升起，悠悠地飘向无垠的天空。米下了锅，菜也下了锅，素炒的，饭里还掺了些红薯。可那热气腾腾的香味，却比什么山珍海味都教人动容。孩子们端着碗，排在灶台前，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锅里张望。老师们站在队伍后面，把前面的位置让给学生，自己默默地等着，谁也不催，谁也不急，脸上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情。 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办学，光有精神是不够的，得吃饭。育才的经费，全靠先生四处奔走募捐。他写信，求人，一个一个铜板地凑。为了解学校的燃眉之急，先生成了当铺的常客。手表，怀表，钢笔，衣服，甚至有时候是一床毯子。他不断地典当东西，很少有赎回来的时候。最后搬了几次家，据说他家里只剩下了一套换洗的衣裳，早晨穿出去见客，晚上回来洗了晾着，第二天干了再穿。 这学一办就是七年。这七年间，六百多个孩子从古圣寺走出去。有的是悄悄走的，夜里翻过山梁，去参加了游击队；有的是公开走的，背着小小的行囊，去了更需要他们的地方。我读到资料上说，三百多人加入了地下党，四十三人上了华蓥山，二十一个孩子——他们在我眼里永远是孩子——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名字刻在一些地方的纪念碑上，风吹雨淋，字迹有些模糊了。可我知道，那些名字背后，都是曾经在古圣寺的院子里奔跑过的，被先生的手摸过头顶的，吃过那顿红薯拌饭的少年。 育才的先生们也都是了不起的人。音乐组有贺绿汀，戏剧组有章泯，舞蹈组有戴爱莲，绘画组有陈烟桥，文学组有艾青。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来兼过课。周恩来、邓颖超也专程来看望过孩子们。那时候，古圣寺虽然穷得叮当响，可精神上却富足得像一座宝库。 先生对育才的期望，从不在于培养什么专家、学者。他说得明明白白：“我们不是培养人上人。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谋福利。”这话多好啊，朴素得像田里的泥土，却比什么都厚重。 1946年7月25日，先生走了。脑溢血，走得那么突然。他累了一辈子，终于可以歇歇了。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写下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周恩来说，他是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称誉他为万世师表。 先生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对人说：“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话如今刻在很多学校的墙上，孩子们每天走过，未必多看一眼。可我每次看到这十四个字，总要停一停。那颗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大约就是那件呢大衣的样子罢，厚实的，暖和的，在寒冬里可以披在肩上。可他却把它脱下来了，典当了，换成了粮和菜，换成了那些孩子碗里的热气和能量。那样的心，一辈子只此一颗啊！ 如今我们的学校，楼高了，设备新了，教室里装了空调，黑板换成了电子屏，孩子们的书包也越来越沉。可不知怎的，有些东西，却越来越轻了。好在，这些年我也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带着孩子走出教室，走进田野，走进工厂，走进社区，去劳动，去观察，去动手，去体验。这不正是先生当年说的教学做合一吗？先生从不主张让孩子们闷在屋子里死读书，他要的是到生活里去，到泥土里去，到那些最真实的人间烟火里去。现在的学校搞劳动教育、搞社会实践、搞研学旅行，虽然有时候流于形式，走过场，但总归是在朝着先生指的方向挪步了。有人说这是理念，是模式，可先生当年哪想过什么理念模式，他只是心疼那些孩子，想让他们有饭吃，有书读，有骨头，有气节，仅此而已。 我见过这样的校长。寒冬腊月，他站在校门口，一个一个地给孩子整理衣领，叮嘱他们把手套戴上。我见过这样的老师。放学后，她陪着那个父母都在外打工的孩子做作业，做完了一道一道地讲，天黑透了才锁门回家。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刚从师范毕业，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却背着一个旧书包去了山区，一待就是好几年，教孩子们读书，也教他们种菜、养鸡、认星星。他们说不出先生那些响亮的话，可他们做的事，不就是先生当年做的事吗？ 先生若在天有灵，看到这些，一定会感到万分欣慰。他当年当掉的那件呢大衣，换成了一碗碗热饭；而今天这些人捧出的，是他们的一段青春、一腔热忱、一颗干干净净的心。模样不同了，分量是一样的。 钟声响了，是学校放学的钟声，悠悠的、荡荡的，和我当年敲的那口钟是同一个音调。我在老眼昏花中，看见一群群孩子涌出校门，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像一群振翅的雏鸟。 教师节那天，我真想去古圣寺看看。听说那里修缮过了，有了纪念馆，先生的铜像立在院子里。我好想去给他鞠个躬，不为别的，就为那件再也找不回来的呢大衣。然后回到我的阳台上来，继续看着对面操场上的孩子，看着他们的笑声像蒲公英一样飞过围墙，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