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是人的脸

<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衣是人的脸</div><div style='font-size: 16px!important;line-height: 28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一个母亲的体面哲学</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眉山日报&nbsp&nbsp2026-05-24</div><div><img id='paperImg' style='max-width: 100%;height: auto' src='//img.founderfx.cn/epaper/202605/24/c3279c76baec483aa4aead314392f5bc/4.jpg' alt='' class='page-img'/></div><p> □特约作者左建群</p><p> 我的母亲生于1938年，性格开朗且精明能干，却也胆小怕黑。在物资匮乏的特殊年代，她凭借出色的社交能力与父亲的勤勉劳作，艰难地维系着我们一家7口的生计。如今八十八岁高龄的她，虽然受消化道出血与股骨头坏死症的困扰，却仍保持着每日吹整发型、出门必正衣冠的生活习惯。</p><p> 母亲自幼喜欢读书，更尊重读书的人。虽然外公重男轻女，但还是让母亲读了《女儿经》《三字经》等。</p><p> 母亲是最信任孩子的人。记得在我初中一年级时，家里安排我割稻谷。但是，一个上午下来，我全身软软的，没劲、发烧，也不想吃饭。哥哥叫我担空箩篼去田里担谷子，我实在没力气走，给哥哥说我生病了，生的是“打谷黄”（一种由钩端螺旋体引起的传染病，学名钩体病）。除了母亲，家里人都不相信我，说这分明就是偷懒，不想干活。面对家人的质疑，母亲只是坚定地说：“娃儿不会装病，快送医院！”然后不由分说地催促哥哥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卫生院。当院长亲自给我诊断为“打谷黄”，并说了句“幸好送得及时，再来晚一步就麻烦了”时，我委屈得大哭。后来，母亲问我为什么说自己是“打谷黄”，我告诉她，老师讲过“打谷黄”的症状。母亲对我说：“以后家里的农活就不要干了，你就负责专心读书。”</p><p> 母亲教我们体面做人。从我记事起，母亲便是一头短发，年轻时，她有两根小小的黑色钢夹别在前右侧。直到现在，母亲的头发每天都保持着刚从理发店出来的状态，母亲从来都极其爱体面。她说，衣是人的脸，要保持干净、整洁。</p><p> 不管是她自己也好，父亲也好，还是我们姊妹五个，从来没有穿过一次脏、乱、褶皱的衣服。无论再晚，我们家的脏衣服都不会过夜，母亲会在当晚用皂角洗了再睡。以至于长大后，不管在学校，还是单位，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同事，都一直以为我是城里的娃。而我的母亲，则一直被人误以为是教师。</p><p> 母亲以身作则，教导我们扛起家庭的责任。我从小就知道，母亲经常胃痛，但每个赶场的日子，她都会去。记得当时是逢双赶公义场，逢单赶谢家场。每次赶场的中午饭，全家都是在一边等候一边吃的过程中结束的。印象中最深的总是父亲的“你妈回来啦，听嘛，脚步声”，紧接着再来一句“快点，快点，菜都冷了”，可是，饭吃完了，母亲仍没有回来。年幼的我，心思都在等待母亲回家吃饭上，竟也记不清她每次赶场具体是买是卖，只记得她总是为这个家奔波到很晚。</p><p> 母亲是教我们再苦也笑的人。尽管五姊妹已经占用了母亲很多休息时间，但从不影响她和父亲成为村里的文艺骨干。那时候，母亲是生产队晒场坝的劳动能手且爱唱歌，晒场里经常听到她的歌声，那首《十送红军》就是那些年听母亲唱时学会的。每年的春节都会被村里安排参加集体活动，那些年公义场每年扭秧歌的队伍里，总有个背娃娃的妇女，那就是我母亲。</p><p> 母亲不仅操持家务，还默默帮助他人，教我们有爱心。家里有个针线筐，满满的都是爱。母亲每晚都睡得很迟，借着昏暗的煤油灯，除了给我们缝补衣服、做鞋子，还要给同生产队那两家没有妈妈的邻居娃儿做鞋子。记得有几年的春节前，我们几姊妹都会把几双大小不一的鞋子，用草绳串起，像项链般挂在颈间，走起路来鞋子在身上一打一打的。因为能趁机在二姨婆家吃上两碗香喷喷的玉米饭，尽管要走上好几里路，我和姐姐们都会争着去给他们家送鞋子。还记得当时捧着粗瓷碗的手，微微发抖，生怕撒落一粒饭。</p><p> 母亲始终强调我们要知恩图报。记得我12岁那年，是土地下放到户的第一个丰收年，家里终于有了自己的谷堆。母亲带着我们围在谷堆旁，那金黄的谷堆映着月光，手指轻轻摩挲着饱满的谷粒，眼里泛着从未见的泪光。一家人唱歌到很晚，生产队有邻居路过时听到歌声，专门进来问我们家有啥喜事，那晚的场景终身难忘。我曾经天真地以为那首《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的歌是专门写给我们家的。那年之后的每年，但凡谷子晒干后，父亲都会连夜送去碾成米，母亲则会将新米分装在小布袋，第二天给家婆送一些。母亲经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姐姐给我讲，在我三岁左右，母亲胃病又犯了，而且出血晕倒了。在城里工作的一个表姨妈知道后，把母亲安排在青石公社医院住院治疗。太小的我，天天想念母亲，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天哭闹，一天天地见瘦。邻居们见我可怜，叫父亲把我送到医院去看看母亲。还没有进到医院，听到母亲的声音，思念之情一下爆发，我挣脱父亲怀抱，嘴里一边喊着妈妈，一边跌跌撞撞地跑着扑到母亲身上，母亲一把抱着我，用那苍白的手抚摸着我瘦削的脸颊，病房里飘散着消毒水的刺鼻气味，和着妈妈身上熟悉的皂角清香。那个情景让病友们无不动容，含泪塞给我吃食。后来，无以为报的母亲，在病房里一边养病，一边帮着医院打扫卫生，还为其他病友唱歌。城里表姨妈家的餐桌上，后来也经常有母亲送的鸡蛋和新鲜的蔬菜。</p><p> 这个在晒场放歌、在秧歌队领舞、在病友面前强撑精神的能干女人，其实也有她小小的恐惧。这份恐惧让她更依赖家人，也让我们更懂得陪伴她的意义。母亲胆子很小，既怕黑，又怕突然冒出的声音。小时候，没有电灯，记得从我们家到外婆家仅500米不到，但其中有一片竹林，里面很黑。母亲经常晚上不敢到外婆家，总会拉上我们姊妹中的一个与她作伴。</p><p> 作为幺女，我享受母爱最久，所以母女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如今，母亲仍喜欢用皂角液洗衣服，那清冽的香气，是她一生未曾褪去的底色。我常抚摸着母亲已白的短发，梳齿间仿佛仍能触到那两根黑色钢夹的微凉——那是她一生体面哲学最温柔的注脚。这哲学，并非锦衣华服，而是浸在皂角清香里的洁净，是落在发丝指尖的齐整，是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尊严——任岁月艰难，也要把“脸”洗净，把头抬起。</p><p> （稿件来源：眉说之言全民融媒号）</p>

<div style='font-size: 22px!important;line-height: 34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important;color: #000!important'>衣是人的脸</div><div style='font-size: 16px!important;line-height: 28px!important;text-align: justify;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一个母亲的体面哲学</div><div style='font-size: 14px!important;line-height: 22px!important;text-align: left!important;color: #777!important;margin-top: 20px;'>眉山日报&nbsp&nbsp2026-05-24</div><p> □特约作者左建群</p><p> 我的母亲生于1938年，性格开朗且精明能干，却也胆小怕黑。在物资匮乏的特殊年代，她凭借出色的社交能力与父亲的勤勉劳作，艰难地维系着我们一家7口的生计。如今八十八岁高龄的她，虽然受消化道出血与股骨头坏死症的困扰，却仍保持着每日吹整发型、出门必正衣冠的生活习惯。</p><p> 母亲自幼喜欢读书，更尊重读书的人。虽然外公重男轻女，但还是让母亲读了《女儿经》《三字经》等。</p><p> 母亲是最信任孩子的人。记得在我初中一年级时，家里安排我割稻谷。但是，一个上午下来，我全身软软的，没劲、发烧，也不想吃饭。哥哥叫我担空箩篼去田里担谷子，我实在没力气走，给哥哥说我生病了，生的是“打谷黄”（一种由钩端螺旋体引起的传染病，学名钩体病）。除了母亲，家里人都不相信我，说这分明就是偷懒，不想干活。面对家人的质疑，母亲只是坚定地说：“娃儿不会装病，快送医院！”然后不由分说地催促哥哥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卫生院。当院长亲自给我诊断为“打谷黄”，并说了句“幸好送得及时，再来晚一步就麻烦了”时，我委屈得大哭。后来，母亲问我为什么说自己是“打谷黄”，我告诉她，老师讲过“打谷黄”的症状。母亲对我说：“以后家里的农活就不要干了，你就负责专心读书。”</p><p> 母亲教我们体面做人。从我记事起，母亲便是一头短发，年轻时，她有两根小小的黑色钢夹别在前右侧。直到现在，母亲的头发每天都保持着刚从理发店出来的状态，母亲从来都极其爱体面。她说，衣是人的脸，要保持干净、整洁。</p><p> 不管是她自己也好，父亲也好，还是我们姊妹五个，从来没有穿过一次脏、乱、褶皱的衣服。无论再晚，我们家的脏衣服都不会过夜，母亲会在当晚用皂角洗了再睡。以至于长大后，不管在学校，还是单位，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同事，都一直以为我是城里的娃。而我的母亲，则一直被人误以为是教师。</p><p> 母亲以身作则，教导我们扛起家庭的责任。我从小就知道，母亲经常胃痛，但每个赶场的日子，她都会去。记得当时是逢双赶公义场，逢单赶谢家场。每次赶场的中午饭，全家都是在一边等候一边吃的过程中结束的。印象中最深的总是父亲的“你妈回来啦，听嘛，脚步声”，紧接着再来一句“快点，快点，菜都冷了”，可是，饭吃完了，母亲仍没有回来。年幼的我，心思都在等待母亲回家吃饭上，竟也记不清她每次赶场具体是买是卖，只记得她总是为这个家奔波到很晚。</p><p> 母亲是教我们再苦也笑的人。尽管五姊妹已经占用了母亲很多休息时间，但从不影响她和父亲成为村里的文艺骨干。那时候，母亲是生产队晒场坝的劳动能手且爱唱歌，晒场里经常听到她的歌声，那首《十送红军》就是那些年听母亲唱时学会的。每年的春节都会被村里安排参加集体活动，那些年公义场每年扭秧歌的队伍里，总有个背娃娃的妇女，那就是我母亲。</p><p> 母亲不仅操持家务，还默默帮助他人，教我们有爱心。家里有个针线筐，满满的都是爱。母亲每晚都睡得很迟，借着昏暗的煤油灯，除了给我们缝补衣服、做鞋子，还要给同生产队那两家没有妈妈的邻居娃儿做鞋子。记得有几年的春节前，我们几姊妹都会把几双大小不一的鞋子，用草绳串起，像项链般挂在颈间，走起路来鞋子在身上一打一打的。因为能趁机在二姨婆家吃上两碗香喷喷的玉米饭，尽管要走上好几里路，我和姐姐们都会争着去给他们家送鞋子。还记得当时捧着粗瓷碗的手，微微发抖，生怕撒落一粒饭。</p><p> 母亲始终强调我们要知恩图报。记得我12岁那年，是土地下放到户的第一个丰收年，家里终于有了自己的谷堆。母亲带着我们围在谷堆旁，那金黄的谷堆映着月光，手指轻轻摩挲着饱满的谷粒，眼里泛着从未见的泪光。一家人唱歌到很晚，生产队有邻居路过时听到歌声，专门进来问我们家有啥喜事，那晚的场景终身难忘。我曾经天真地以为那首《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的歌是专门写给我们家的。那年之后的每年，但凡谷子晒干后，父亲都会连夜送去碾成米，母亲则会将新米分装在小布袋，第二天给家婆送一些。母亲经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姐姐给我讲，在我三岁左右，母亲胃病又犯了，而且出血晕倒了。在城里工作的一个表姨妈知道后，把母亲安排在青石公社医院住院治疗。太小的我，天天想念母亲，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天哭闹，一天天地见瘦。邻居们见我可怜，叫父亲把我送到医院去看看母亲。还没有进到医院，听到母亲的声音，思念之情一下爆发，我挣脱父亲怀抱，嘴里一边喊着妈妈，一边跌跌撞撞地跑着扑到母亲身上，母亲一把抱着我，用那苍白的手抚摸着我瘦削的脸颊，病房里飘散着消毒水的刺鼻气味，和着妈妈身上熟悉的皂角清香。那个情景让病友们无不动容，含泪塞给我吃食。后来，无以为报的母亲，在病房里一边养病，一边帮着医院打扫卫生，还为其他病友唱歌。城里表姨妈家的餐桌上，后来也经常有母亲送的鸡蛋和新鲜的蔬菜。</p><p> 这个在晒场放歌、在秧歌队领舞、在病友面前强撑精神的能干女人，其实也有她小小的恐惧。这份恐惧让她更依赖家人，也让我们更懂得陪伴她的意义。母亲胆子很小，既怕黑，又怕突然冒出的声音。小时候，没有电灯，记得从我们家到外婆家仅500米不到，但其中有一片竹林，里面很黑。母亲经常晚上不敢到外婆家，总会拉上我们姊妹中的一个与她作伴。</p><p> 作为幺女，我享受母爱最久，所以母女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如今，母亲仍喜欢用皂角液洗衣服，那清冽的香气，是她一生未曾褪去的底色。我常抚摸着母亲已白的短发，梳齿间仿佛仍能触到那两根黑色钢夹的微凉——那是她一生体面哲学最温柔的注脚。这哲学，并非锦衣华服，而是浸在皂角清香里的洁净，是落在发丝指尖的齐整，是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尊严——任岁月艰难，也要把“脸”洗净，把头抬起。</p><p> （稿件来源：眉说之言全民融媒号）</p>